臧黎璐

民国是怎样培养中学生的?-民国大师民国很短(1912—1949年),但大师辈出;民国很乱,学术却仍昌明。在那个风雨如晦的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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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是怎样培养中学生的?-民国大师
民国很短(1912—1949年),但大师辈出;民国很乱,学术却仍昌明。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,学术界的天空反而光彩夺目,群星璀璨。
教育是大师成长的最初土壤。那时的高等教育已多有论及,而对中等教育的关注则仍显不足。中等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,在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那时的中学教育到底有着怎样的特点,竟会促使大师层出不穷,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及的话题。
01
自觉的爱国情怀
近代中国央金次卓,内忧外患,救亡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。作为塑造国民,培养人才的教育便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:教育救国,教育强国。救亡图存的意识渗透进教育的各个环节上。
1915年5月9日下午六时为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《二十一条》最后通牒期限。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决定接受日本政府的要求,25日签订条约。消息传来,举国愤怒。为教育学生不忘国耻,淮阴中学与各地学校一样,于校园之内立一“五月九日”国耻碑,以铭记国耻,奋发图强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,日本染指东北,侵略野心暴露无疑。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便派人编著了《东北经济地理》一书。1932年初复课时,南开学生每人马上就拿到一本十几万字的《东北经济地理》,而且这学期所有南中的学生都必修此课。这门课与考试无关,与升学无关,但关乎民族情感,关乎历史使命。

某学校及“国耻纪念碑”
1937年,南京沦陷,中央大学附中(南师附中前身)西迁长沙。西迁期间,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,学生全部住校。早上起来先是军训,教官带着学生跑步,然后是唱歌,唱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之类,再然后是喊口号,最后一个口号总是“蒋委员长万岁”。这虽是国民党的党化教育,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学生的责任和使命意识化为千风。
爱国情怀渗透在课程之中,救亡意识体现在日常之中。日积月累,耳濡目染,青年学子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。再加之外敌入侵,国土沦丧,这种爱国救亡意识就表现得更为强烈。
1931年,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“双一百”的成绩入读清华历史系,但在入学之际,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。得知消息后,钱伟长拍案而起,做出人生中一个大胆的决定:弃文从理,学做飞机、大炮,强国御侮。而当时的钱伟长物理只考了五分,数学和化学总共20分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,钱伟长极其刻苦,早起晚归,废寝忘食,最终成为中国的“力学之父”。

钱伟长
02
名师云集的中学课堂
大师的成长需要名师的引领。晚清以来,旧制度轰然崩塌,新制度尚未完善。一些知识精英只得进入中学课堂谋求生计,从而使当时的中学呈现出名师辈出的局面。当然精灵幻境,这里的“名师”并不指高职称之人,而是一些真正的饱学之士。
民国时期的中学名师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:
一是前清旧式读书人(甚至还有前清翰林)。这些人在清亡前多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,文史功底深厚武当宋青书。清亡后流落民间,进入学堂,继续以教书为生。季羡林当时就读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的两位国文教员就是前清翰林。他们教授《书经》《易经》《诗经》,上课从不带课本,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。
著名哲学家、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也有类似的回忆,他在《我的读书生活》一文中说:“尤其是讲授我们国文的,是一位安陆的陈仲甫先生,对桐城派文章的功力很深,讲得也非常好。改作文的是武昌李希哲先生。他的学问是立足于周秦诸子,并且造诣也很高。他出的作文题目,都富有学术上的启发性量子自杀。”

徐复观
二是海外留学的归国学子。晚清以降,西学东渐,众多学子远赴重洋,求学他国。秉持着教育救国的理想,一些人在学成归国后便投身于教育界。天津耀华中学的校长赵君达就是留学哈佛的法学博士,归国后先在北洋大学任教,后来按照自己的理念创办中学教育。他在担任耀华中学校长期间亲自口试应聘老师,从而保证一流师资。
南开中学的外文老师也多由归国留学生担任,何炳棣曾回忆道:“这位老师是业已两度留美,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柳无忌的夫人,高蔼鸿女士。从她的口中第一次听到地地道道的美国口语,从她的讲书谈话中,才部分地、极粗浅地领略出进窥奥妙无穷的英语宇宙。”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师资,南开中学的英文教学水平非常之高。“总的来说,南开中学毕业,一般地能听懂美国人或英国人讲话,不仅是简单的句子,成段的话也能听个七八成郭永鸿。”

1932 年 7 月 26 日自欧洲回国途中摄于海轮上。左起:朱偰、朱自清、柳无忌、高蔼鸿
三是国内名校大学毕业生。20世纪初,废科举,设学堂,近代大学在中国纷纷设立,但由于近代中国科技落后,工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缓慢。一些名校的大学毕业生只得进入中学从教以谋生计。据后人回忆,北师大附中,南开中学的教员很多是清华、北大毕业生;上海南洋中学的教员多毕业于交通大学;南京中央大学附中的教员多自中央大学毕业。
南开中学西迁重庆时期,国文老师孟志荪毕业于金陵大学外文系,学的是西洋文学赌王至尊,几十年教的却是中华文学。孟志荪老师国学功底深厚,亲自编著南开国文教材。他讲的课深入浅出。据后来的学生回忆,听他的课如沐春风,甚似享受。
化学老师郑新亭毕业于齐鲁大学化学系,他的课生动活泼,而且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。非常受学生欢迎。比如,他讲醋酸铅具有甜味的性质时举例:“在家乡小孩摘吃没有熟而酸涩的梅、杏时,往往偷来母亲、姐姐化妆用的铅粉抹在梅、杏上,梅、杏就由酸变甜了。”
据说,重庆南开校友中有近40% 的人从事与化学有关的事业,就是因为化学老师郑新亭的启迪。

民国时期重庆南开中学的校门
20世纪20年代的春晖中学更是大师云集,夏丏尊、朱自清、丰子恺、朱光潜先后在此任教,从而成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。春晖中学在短短几年间,就因其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实践闻名遐迩,取得了与当时南开中学齐名的卓越成就。
正是因为名师荟萃、大家云集。民国中学教育从一开始便有着较高的学术品质,较高的教学起点。国文除研习诸子百家外,还讲授文字训诂之学,堪比大学课程;数学设有微积分,高等数学课程,甚至还引进英文原版教材;外语除开设有英语课外,还开设德文和日文为第二外语,并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英文阅读读本。潘婷
钱学森后来回忆:他在北京师大附中高中毕业时,理科课程已经学到大学二年级水平了。所以钱学森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,第一年觉得大学功课没有什么,因为他在中学都学过了。上海交大四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,考上公费留学美国,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。
03
善于发现学生的特质
教育的目的在于发现,教育的目的在于赏识,发现学生的特质,赏识学生的长处。晚清以来,政府崩溃,权威缺失,民间力量迅速崛起。再加之经济落后,教育经费往往难以保证,一些学校不得不自筹经费以谋生存。政府对学校的干预自然不多,学校和教师反而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,反而使一些有特质的学生脱颖而出。
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读金陵中学时,他的国文老师是黄云眉先生,知名的明史专家。“在上高中三年级课时,一个学期就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《圣哲画像记》,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,上着国学概论的课。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,所以‘受之者其思深’。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,黄先生还特地将我叫了去,勉励有加。”
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史熏陶和教学鼓励,程千帆最终成为一代文史大家。
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班学生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,但数、理、化成绩不佳。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,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。物理老师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:“卷虽白卷,词却好词。人各有志,给分六十。”让这位学子顺利毕业。此后,谢邦敏顺利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,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。
教育就是与美相遇——重温民国中小学教育
教育是什么?古往今来的教育家,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白,也许它永远都没有一个最终答案,但今天我想提供一个暂时的答案,教育就是在变化的时间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。
教育很奇妙,因为它是针对活人的。“活”字,三点水加一个“舌头”的“舌”奥嘉·方达,水是流动的,语言是千变万化的,所以人是在变的,时间也在变,教育就是在变化中找到那些相对稳定的东西。中国早期的经典文学作品中传递的价值、情感,跟今天这个时代还是相通的,例如《诗经》中的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讲的是男女情感,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讲的是人在自然变化中的感触,这些美好的东西具有稳定性,这就是教育要探求的。
教育具有现实性,一定是在现实的人间进行的事业;教育又具有超越性,一定是超越现实而指向某些更重要的精神层面的价值。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“成人之美”——花开是美的,男女爱情是美的,人间亲情是美的,所有的善事都是美的……美的涵盖面很广。从某种意义而言,教育就是要让人类活在美中恋夏38℃,活得更美。
在真正的美面前,语言是苍白的。《论语》里有“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!”,庄子说,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,所有的美只能让人赞叹,但很难清晰地表述,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与美相遇的过程。科学是追求并利用“真”,哲学是探究并深入“善”,文学艺术是记录并展开“美”,而真、善、美又是相通的,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教育要指向的目标。
民国时期的教育,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与美的相遇,滕旋它体现在教材、教师和教学的全过程。重温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育,对教育本质会有更深的体悟。民国教育的目标不是要把人塑造成“成功者”,因为成功是没有标准的,而是要成全人,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——最好、最美的自己。用美来定位教育的目标是比较恰当的画中欢,因为美是务虚的,而中国人太务实了。教育不应该是功利的,一个人将来是否成为总统或富豪,不是在受教育阶段要思考的问题。
课文之美:热爱自然,崇尚亲情
1912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初小《国文》第一册第一课,就是一个“人”字。一撇一捺是为“人”,从这个字开始,一个孩子进入教育之门,进入的方式是通过对家庭的认知,所以插图是一家三代人。第二册有这样的课文,“竹几上,有针,有线,有尺,有剪刀。我母亲坐几前,取针穿线,为我缝衣。”用这样的短句写出了《游子吟》中母子间的情感,呈现的是人性之美。
在另一个版本的民国课本中,小学生进入课堂的第一课是“天亮了”,不仅有日出、有雄鸡,就是每片树叶仿佛也活了过来,十分美好位面娱乐。那个时候,中国印制彩色插图是件很奢侈的事情,但课本里常常有彩页,让孩子能在有色彩的课文里感受到自然与人文之美。
1923年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有一篇《什么时候好》,讲的是一年四季的早晨,读起来就非常享受。“什么时候好?春天早晨好。看不厌,听不了,园里鲜花树上鸟。什么时候好?夏天早晨好。月光淡,星光小,绿柳枝头风袅袅。什么时候好?秋天早晨好。叶半红,花半老,露像珍珠缀百草。什么时候好?冬天早晨好。雪在山,冰在沼,满瓦霜花白皓皓。”
课文始终要注意解决一个问题,就是要给孩子想象力。叶圣陶和丰子恺先生合作的《月亮船》是一篇经典课文,“我看见一个月亮浮在天空,像一个小船,我想我坐到月亮船一定更好玩。我坐在船里许多的星,浮在船旁边,我把又大又亮的星放到一只盘里,我想回去送给妈妈,妈妈一定欢喜。”短短的文字里有科幻、有文学、有人性、有亲情,一步步拓宽了孩子的世界。
民国教科书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一个“美”字。一个人从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第一课开始,读着这样的课文一步步往前,他的世界就是一个健康的世界,他所建立起来的价值是一种健全的、不会失衡的价值。教育给他提供的都是真美善的东西,让他建构起一整套应对世界、应对社会人生的价值观。
课堂之美:教学相长,师德为范
“儿童不知春,问草何故绿”,因为儿童不知道春天来了,所以他会问草为什么绿了,老师就要给他作出解答,所谓的课堂就是有问有答,形成一种对话。我们中国人往往把课堂变成了老师单方面对学生的教导,就失去了教育原本应有的互动状态。
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,他们留下最精美的东西都是对话,老师与学生的对话其实就是课堂原始的样貌。民国的课堂并不是有多么精彩,教师上课相对随意,甚至常常离题。但是过了几十年,老师正儿八经讲述的内容学生可能都已经忘记了,说明那些内容也没那么重要,反而记住了老师即兴的“离题万里”,而那些故事也成了校史中代代相传的佳话。
衡量一个好学校、好课堂、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?也可以看有没有故事。如果有,就是一个好学校、好课堂、好老师。课堂要有随意性和生动性,不要拘泥在课堂原本设计的内容上。因为教育是针对活人的,学生的问题也不是固定的,尤其是聪明的孩子,能提出许多老师意想不到的问题。师生之间的互动问答,就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教育生态。就像丰子恺漫画中出现的杨柳树、青草地、小河边,这就是生态,课堂也应该如此,如同草地上展开的对话。
钱穆先生做了多年的小学老师,他回忆自己有一次给小学生上作文课,布置的作文题目叫《今天的午饭》,把所有的作文收上来后,他把一篇佳作抄在了黑板上。他告诉孩子为什么这一篇写得好?“今天午饭,吃红烧猪肉,味道很好,可惜咸了些。”他跟学生说,“说话要有曲折,如此文最后一句。”
陶光先生是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,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“一点师”,原因是有一次一个同学写了一篇作文,开头第一句话是“远远的东方,太阳升起来了。”他在点评的时候说,能不能在“远远的”后面加一个标点,“远远的,东方,太阳升起来了”,一个标点可以让整个句子活起来。陶光会教作文,这样的点评能给学生带来无穷益处。
南开中学的孟志荪老师,学生回忆他讲庄子的《逍遥游》,一上来三句话:“孔子抓住一个'仁',孟子抓住一个'义',庄子什么都不抓g7057,而他拥抱了全世界。”精辟的几句话,一下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,进入《逍遥游》的世界里去了。孟老师更有一手绝活,他给学生批作文、考卷从不判甲乙丙丁,都是批某一首诗里的某一个句子。学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等,而是得去找这个句子,找它出自哪首唐诗,这样就逼着学生有更宽的视野。
师者范也,师不一定高过学生,但是师要提供示范,就是透过老师的性情、个性、情怀去影响学生。学生在老师这里学到最多的其实不是知识,因为知识永远学不完,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,但是可以透过他的性情和魅力,让学生感受到老师身上的力量和美徳,这是在传递价值。
课外之美:释放天性,艺术滋养
民国教育非常重视让孩子参与表演。话剧是很训练人的一件事,表演让一个人能够代入,一个人的天分能够充分发挥,一个人的创造能力、反应能力、联想能力、应变能力、口头表达能力都可以得到全方位的训练。
镇海一所小学的科学老师江圣泗先生给孩子排的科幻剧《火星人》,其中出现了激光、人工造雨、基因工程、可视电话、改造沙漠、无土栽培,这些现在都已经实现了,但在1936年的中国只是科幻、想象。这一部科幻剧演下来,让学生对科学、农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,通过一次戏剧表演就能够把孩子带进这个世界,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,“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,因为知识是有限的,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,是知识进步的源泉。”
周恩来当年在南开中学的话剧舞台上以男扮女装出名,他在政治上的长袖善舞、身段柔软,是否与早年的历练有某种不可分的关系呢?南开的话剧舞台还成就了曹禺,他24岁就写出《雷雨》,自然与他中学时代常常参与话剧表演分不开。那时候很多学校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,学生在课余有很多精力放在排戏上,话剧舞台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,拓展了学生的世界。
一个人的格局尺度,往往是中小学时代奠定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九角龙鱼,中小学决定着人的一生,如果中小学时代的尺度还没有变大,那么未来的尺度就很难再变大,因为前面给他提供的模子太小了。我认为,大学教育不是最重要的,因为这时候一个人的个性、格局甚至价值观往往已经定型了,最关键的是,人的趣味已经定型了。
民国的教育理念还蕴藏在校歌里,从校歌可以窥见当时教育者的担当。朱自清用半文言为温州中学写的校歌,传唱90多年也不觉得过时,歌词中不仅概括了温州的山水,也传递了学校要提供的价值,“东西学艺”与“上下古今”,倡导的都是开放的启蒙价值。
当年中央大学附属小学的校歌,“钟山壮,长江长,我们的学校在中央”,一语双关,不仅是中央大学的附属小学,而且它的位置就在南京的中央,但最后它要传递的却是一个朴素平凡的价值,“我们在这乐园里努力准备,我们在这乐园里快乐安祥”。
很多校歌都很简单,比如德清莫干小学的校歌里唱的:“勤俭忠慎,我校之箴。耕不废读,读不废耕”,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对待世界,进可以问鼎天下,退可以耕种田园,一个人永远都不会失落,因为总有一个可以去应对一切的精神世界。能提供这样的价值观,才是好的教育。
那个时代的校歌,几乎都是从看得见的山水开始,归结于学校到底要传递什么价值。上海位育中小学的也一样,“黄浦江水洋洋,大小学生聚一堂”,但是最后传递的是“爱我国,爱我校,爱我先生,爱我同窗”,如此亲切、接地气,说明校歌是有生命力的。歌里唱到的“创造,创造,生长,生长”,就是位育学校要传递的核心价值。人不是被修剪出来的,而是要自己生长的。
教育不是流水线式的工业,可以批量生产没有生命的产品;教育是种庄稼的农业,要收获有生命的果实。教育要面对活生生的孩子,他们各有性情,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可能性。
教育就是与美相遇。生命与生命的相遇是美的,学生与老师、学生与学生、学生与自我的相遇都是美的,每个人通过阅读与古今中外的生命相遇也是美的。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拓展一个更宽阔的世界,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大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,教育就是要让人成为一个新人、一个美人。“美人”不是指长得漂亮,而是指成为知识、心灵和行为上的美人血刹如来。美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,美可以穿越时间,唯有美的价值是恒久不变的,真正的教育最终都要通向这个目标,即在变化的时间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。
文/傅国涌(历史学者)本文节选自《教育就是与美相遇——重温民国中小学教育》,原文刊载于《凤凰周刊》2016年第6期,总第571期。 Tags: